一个穷白人在殖民地香港的夹缝人生#
这个西班牙人叫迭戈，他管每个遇到的中国人都叫"amigo"——西班牙语里"朋友"的意思，也是他这辈子唯一学过的一个亚洲词。他三十一岁，黑头发，一副码头工人的身板，来香港的方式和大多数非英国籍欧洲人一样——一连串单独看都说得通的决定，凑到一起却成了一场灾难。
他在半岛酒店做厨房搬运工。注意，不是厨师——是搬运工。他把菜筐从卸货码头扛进厨房，把米袋拖上窄得塞不下的楼梯，洗那些大到放不进水槽的锅。干的是苦力活，拿的是白人工资。酒店付他的薪水是中国搬运工的三倍，因为他是欧洲人，而欧洲人的皮肤自带溢价——哪怕这层皮肤裹着一个不识字的人。
南仔在半岛酒店后巷遇见了他，那条巷子是倒厨余垃圾的地方，垃圾桶的味道堪比战争罪行。那是1941年9月，南仔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阿福的关系网有一门副业——从酒店厨房收废弃食用油，再转卖给深水埗的肥皂作坊。利润薄得像纸，活儿脏得要命，但利润就是利润，阿福的组织靠利润运转，就像大英帝国靠茶叶运转一样。
迭戈坐在一个翻过来的板条箱上，抽着烟，用西班牙语自言自语。南仔后来才知道他经常这样——跟自己展开完整的对话，配着手势，变换语调，好像一个身体里塞了两个人，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
南仔正往手推车上装油桶。迭戈看了他几分钟，然后用比南仔还烂的英语说：“你。中国人。个子小，力气大。”
南仔看了他一眼。迭戈咧嘴一笑——那种大大咧咧、毫不设防的笑，南仔早就学会了不信这种笑，因为后面通常紧跟着一个请求。
“我是迭戈，“迭戈说，“从马德里来的。你知道马德里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“南仔说。
“很漂亮的城市，“迭戈说，“比这个鬼地方好多了。“他朝巷子挥挥手，指了指垃圾桶，又指了指头顶像别人财富纪念碑一样矗立的半岛酒店。“好太多了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在这儿？“南仔说。
迭戈的笑没变，但笑容背后的什么东西闪了一下——像火柴划过，一闪即逝。“因为马德里也是个鬼地方，“他说，“不同的鬼地方。西班牙式的鬼地方。这里是英国式的鬼地方。一样的屎，不同的坑。”
他笑了，笑自己的段子。南仔没笑。但他也没走，而在他的社交字典里，这几乎等于一个拥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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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几个星期，迭戈的故事一点一点地冒了出来，就像所有还没完全信任彼此的男人之间的故事那样——零碎地抛出来，试探对方的反应，看看脸色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说。
他打过西班牙内战。共和派那边。事后看来，是错的那边——也就是输的那边。1939年佛朗哥赢了之后，迭戈跟着五十万难民涌入法国，被扔进佩皮尼昂附近一个海滩上的难民营。法国政府对待这些西班牙共和派的方式，跟所有政府对待替别人打了败仗的人的方式一样——用官僚式的冷漠和不够吃的食物。
他逃出了难民营。穿越法国，经地中海辗转到英国控制的港口，逮到什么船上的活就干什么。最后到了香港，因为有艘货船缺一个甲板工，而那艘船正好开往香港。他原计划待一个星期。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
“计划，“迭戈说，“就是上帝想笑话你的时候才会让你制定的东西。”
南仔不信上帝。但他懂这个道理。计划需要一个你能掌控的未来，而掌控这种事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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迭戈身上有一点特别——他是南仔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穷的白人。不是装穷，不是暂时穷，也不是像传教士和冒险家那种自愿穷。是真穷。迭戈的鞋有洞。他的衬衫用颜色不对的线补过。他吃中国搬运工吃的厨房剩菜，而不是欧洲员工有权享用的员工餐——因为他偷酒窖的酒被抓了个正着，员工餐资格被取消了。
他又穷又白，这两个事实同时存在的方式，是香港殖民等级制度没有设计来容纳的。英国人对他抱有一种特殊的蔑视——比对中国人的蔑视还严重，因为中国人穷是理所当然的，迭戈穷则不然。一个穷白人是失败者。一个穷中国人是统计数字。这个区别对英国人来说很重要，那种重要很难用语言说清楚，但你不可能感觉不到。
半岛酒店的中国搬运工也不知道该怎么看他。他是欧洲人，意味着他在他们之上。但他穷，意味着他跟他们平起平坐。而他是西班牙人，意味着他既不是英国人，也不属于他们有现成分类的任何类别。他活在一个夹缝里——种族之间、阶层之间、殖民体制的上与下之间——而夹缝，在殖民地香港，是个很不舒服的位置。
南仔懂夹缝。他一辈子都活在夹缝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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侮辱像泥沙淤积在港口一样慢慢堆积——无声无息，直到有一天船靠不了岸。
有个英国副厨师长管迭戈叫"蒜头佬”，迭戈听不懂这个词的时候他哈哈大笑。有个酒店经理规定迭戈哪怕休息日也必须走员工通道进出，因为一个长得像迭戈的欧洲人——皮肤黑、穿得差、浑身油烟味——出现在大堂有碍观瞻。有个弥敦道上的警察一个星期拦了迭戈两次查证件，因为一个天黑后在九龙街头走路、既没醉酒也没穿制服的白人，天然就可疑。
都是小事。每一件都小到能咽下去。每一件都留下一层洗不掉的薄膜。
南仔用博物学家观察栖息地中物种的那种超然目光看着这一切。他一直以为——虽然从没明确想过——白皮肤就是一面盾牌。在香港当欧洲人意味着被殖民权力的隐形铠甲保护着，就像一栋建筑被它的墙壁保护一样。迭戈让他看到，这副铠甲是有条件的。你得是对的那种欧洲人。最好是英国人。一定要有钱。你的"白"得符合英国人定义的"白”——那不仅仅关乎肤色，还关乎口音、阶层、国籍，以及一种叫做"归属感"的、只有英国人能发行的无形货币。
迭戈是白人但不是英国人。穷但不是中国人。欧洲人但不是殖民者。他从每一个类别中滑落，像水穿过筛子，而这个体制——这个像建筑需要墙壁一样需要类别的体制——惩罚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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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发生在十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。南仔不在场。他事后从三个不同的人那里听说了这件事，于是他有了三个版本，而真相就藏在版本之间的裂缝里。
版本一，来自一个在场的中国搬运工：迭戈下班后在厨房吃剩菜。一个英国厨子——大块头，前海军，叫珀金斯——让他滚出去，说下班后厨房只允许正式员工待着。迭戈说他就是正式员工。珀金斯说：“你不是员工，你是个他妈的难民。“迭戈用西班牙语回了一句。珀金斯打了他。迭戈还了手。另外两个英国厨房工把他们拉开了。迭戈鼻梁断了。珀金斯眼睛上方挨了一道口子。
版本二，来自一个看到善后场面的锡克教保安：迭戈喝醉了先动的手。珀金斯是正当防卫。西班牙人脾气暴。谁都知道。
版本三，来自迭戈本人，一周后在巷子里的同一个板条箱上跟南仔说的，鼻子上缠着绷带，两只眼睛下面紫成浣熊：“他叫我难民。我不是难民。我是军人。一个打了败仗的军人。这不一样。”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“南仔问。
“难民是跑走的，“迭戈说，“军人是走着离开的。方向一样。尊严不一样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极其认真，好像跑和走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形而上学级别的大事。南仔想到了自己离开军队的方式——黎明前朝反方向走，用步枪换了船票，上了一条渔船。他是跑的还是走的？重要吗？反正军队都在身后了。
“你先动的手吗？“南仔问。
迭戈轻轻碰了碰自己断了的鼻子，那种碰法，就像碰一件曾经完好的东西。“没有，“他说，“但我希望是我先动手。后出手是防守。先出手是选择。我宁愿选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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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架之后，迭戈被半岛酒店开除了。酒店的逻辑很简单：珀金斯是英国人，不可替代；迭戈是西班牙人，随时可换。殖民地的算术题。迭戈收拾了他唯一的行李——一个帆布包，里面装着两件衬衫、一条裤子、一本西英词典，和一张他从不提起的女人的照片——搬进了油麻地一间比南仔在深水埗的屋子还小的房间。
他在码头找到了活，装卸货船。又是苦力活，但这次没有欧洲人溢价了。码头老板付给他和中国工人一样的日薪——六毛钱——因为一个被炒了的欧洲人不如一个在职的值钱，而被赶出来的西班牙人在殖民地香港的行情，正如你所想的那样惨淡。
南仔帮他找到了这份码头工作。不是出于友谊——南仔不信这个词，也不会用这个词——而是出于实用。阿福的关系网在码头运作，一个欠你人情的欧洲人是好使的。迭戈能去中国人去不了的地方。能跟中国人搭不上话的人说话。能站在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房间里，听到中国人的耳朵永远听不到的对话。
迭戈在阿福的组织里，成了南仔之前的角色：一只耳朵。但是一只欧洲人的耳朵。一只能触及殖民围墙另一边的耳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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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入侵香港的前一天晚上——1941年12月7日，一个星期天，这座城市日后回忆起这一天的方式，就像身体回忆一场车祸，全是碎玻璃和声响——南仔和迭戈坐在油麻地唐楼的天台上，望着维多利亚港。海水是黑的。船上的灯光在水面晃动，像坠落的星星。港岛那边，不知哪家酒店的派对上有乐队在演奏——声音飘过来，又细又远，像来自另一个世纪的音乐。
迭戈在喝便宜白酒，瓶子上连标签都没有。他递给南仔。南仔抿了一口，龇了龇牙。味道像有野心的油漆稀释剂。
“你知道香港和马德里有什么不同吗？“迭戈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在马德里，有人侮辱你，你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穷，因为你丑，因为你睡了别人的老婆。理由是针对你个人的。在这里——“他朝城市挥了挥手，海港、船只、那种像天气一样笼罩一切的殖民等级制度的无形重压。“在这里，有人侮辱你，你甚至不知道是因为你这个人，还是因为你的脸。你的肤色。你的语言。你那双眼睛的形状。”
他喝了一口。南仔也喝了一口。
“在马德里，“迭戈说，“我是迭戈。在这里，我是’那个西班牙人’。连名字都没有。一个国籍。一个类别。“他顿了顿。“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”
南仔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他太知道了，知道到这种感觉已经不像知识，而像地心引力——一种恒定到你忘了它存在的力，直到有人把它说出来。
“Boy，“南仔轻声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他们就这么叫我们。Boy。每个中国男人都是’boy’。”
迭戈看着他。有一瞬间，什么东西在他们之间传递——不完全是理解，因为他们的人生差别太大，谈不上理解。更接近于一种辨认。两个站在同一栋楼不同房间里的人，隔着不同的墙，听到了同一个声音。
“去他妈的，“迭戈说。
“去他妈的，“南仔附和。
这是他用英语进行过的最诚实的对话。两个词。不需要语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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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，日本人轰炸了启德机场，那个曾经侮辱他们两个的世界不再是他们认识的那个世界了。但那是下一章的事。
在天台上，在黑暗中，就着难喝的白酒和远处的音乐，两个并不完全信任彼此的男人，坐在那种被同一台机器碾压过的人特有的沉默里。他们没管这叫友谊。他们什么都没叫它。给事物命名会让它们变成真的，而真的东西是可以被夺走的。
海港是黑的。音乐还在响。这座城市还有十二个小时，可以做它原来的那座城市。
他们俩都不知道这件事。没人知道。知道未来，是唯一一个没有人掌握的秘密。